7月7日，美国俄勒冈大学校长讲席教授赵勇做客新华网思客讲堂，作了题为“创新创业教育的困境与出路”的主旨演讲，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为由新华网思客与美国俄勒冈大学，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与教育科学出版社联合主办。以下为互动环节实录：
思客：
我们现场有一个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说,我本来今年参加完高考很高兴，但是听完您的演讲我一下子就抑郁了，因为我觉得我毕业之后马上上大学，但我可能面临失业或者不能匹配未来方向的问题。我现在也没有全球化的视野，您觉得我该上大学吗？还是我干脆出国或者打工算了？
赵勇：
很遗憾让你郁闷了一下，不过在十八九岁郁闷比你58岁郁闷要好多了。我觉得大学要看怎么上的问题。大学的环境可能比其他的环境提供的东西更多，上大学也不只是听课的问题，从事教育的人需要改变教育的环境，学生怎么学也要改变。我认为我们的大学提供了很好的资源和很好的机会，你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的全球视野，发现自己的长处，更多地寻找自己对别人有帮助的地方，这就是寻求机会。
思客：
我感觉到您对教育非常痴迷，我记得有一个教育学家说过：教育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您为什么会这么痴迷？
赵勇：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当你在农活中找不到满足的时候你上学就能找到一种满足感，觉得自己还挺有成就感的，干农活没信心，上学有信心。而且我发现读书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找人帮我打架，这是真实的故事，我小时候个子特别小，老是被人欺负，所以帮别人做作业就可以找到人帮我打架。在实践过程中我对教育就特别感兴趣，什么样的教育能改变人，什么样的教育能适应人的发展，这个学问太深了，有政治问题、体制问题、心灵问题、文化问题还有经济问题，这是很复杂的问题，当然实施起来可能也比较困难。
赵勇教授在思客讲堂演讲现场
思客：
我们大家有一种深切的感受就是您有批判性的思维能力，您怎么看待思想的力量？
赵勇：
没有思想肯定不行，每个人都是有思想的，但要看是什么样的思想。思想可能会改变世界和未来，社会的发展和触动都是不同的思想演变而来的，比如复活节岛就是思想导致的摧毁性的力量。思想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思想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思想绝对应该是有号召力，是指路的，但是路怎么走还要靠每个人自己的判断。
思客：
有网友就问：您讲创新创业的教育理念，您自己是否创业过？
赵勇：
我创业过，也被开除过。我在四川外语学院的时候，当时刚毕业的我正赶上海南岛开发，就到海南创业去了，但那时候没遵循学校规定，学校没批准调离，我就办了翻译公司，学校就把我开除留用。后来我发现自己真不适合创业，再加上对海南岛不感兴趣，就又回到四川外语学院接受开除留用的惩罚，但回去当老师后还是想继续创业。创业后我发现自己干的活还不是商业的事情，创业也没有成功。
本次活动主持人新华网副总编辑刘娟
思客：
有网友问，刚才您讲到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农民，所以有了今天的成功，但事实上您是在中国完成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在中国受到了完整的教育。这段经历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赵勇：
其实我没有接受到完整的中国教育。我们那个小学是一个老师教几个村的孩子，没有教材，上学就是喂牛，基本上是玩过来的。那时候是民办老师代课，一个老师教一二年级，一个老师教三四五年级。我小学读两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还补习一年，博士也读了两年，所以我不能对所谓的完整的中国教育进行评价。因为我没有亲身经历，我经历的中国教育是比较破碎的教育，是以前的教育。我到高中开始学英语，整个情况和现代教育更不可比了，但是我对中国教育进行过研究、调查和思考，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基础知识的掌握也很成功。正如刚才我提到的副作用的问题，掌握知识的同时牺牲了什么，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思客：
刚才有一位网友问，他说我们很认同您的创新创业的教育，我们也很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整天被课外班、各种各样的作业所困扰。但是我们都知道教育改革过程中肯定有实验品和牺牲品，我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牺牲品，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赵勇：
我和钟校长谈了很多这样的事情，钟校长在帮助推动国家高考改革，我也希望可以听钟校长讲讲中国教改的出台。
钟秉林回答现场观众提问
钟秉林：(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我不知道“牺牲者”的定义是什么？中国的教育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质量问题、公平问题、考试需要改革的问题，如果现在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逐步调整教育政策、教育的体制和机制，归根到底还是要坚持教育改革。
这次高考制度改革就是要打破过去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的做法，多给孩子一些选择的权利，多给学校自主招生的权利，以引导孩子的全方面发展。为稳妥起见，我们希望改革步伐不要走得太过了，避免一些人成为牺牲者。所以，我们现在坚持积极稳妥，率先在上海和浙江进行试点，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适当推广。调研之后我们发现，上海、浙江试点的改革进展很顺利，风险是可控的，不会出现大家担心的“牺牲品”。
赵勇：
我认为人做任何选择都是有风险的，当您选择一条道路之后不可能倒回去，未来是不可预测的。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大家都需要具备创业和创新精神。在美国英语概念中，不仅是创办企业，为了适应新的情况，我们政治家也需要创业头脑。有一种社会性的创业被称为“雇员式创业者”，你不能是一个传统的就业型人才。我所说的创业不是一个人创一个事业，而是每个人都有创办企业的头脑，做任何事情都有创业者的思维。
思客：
中国正在培育创新创业的环境，您的评价怎么样？
赵勇：
我了解的新闻有限，看新闻主要就是通过新华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的教改的路子是对的，中国在培育这种环境，但这需要更多的民众、家长和普通教师真正接受创新创业精神，并努力改造环境。
思客：
这个节目预告发出来之后征集来的问题又特别多。我在这里挑选了很多问题，在众多的报名当中，有一些有分量的嘉宾在现场进行提问，有请第一位提问者姜耀东老师。
观察团成员姜耀东向赵勇教授提问
姜耀东（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下午的讨论给我很多启迪，我是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的副校长。在中国最关心的是考什么好大学。那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全社会都把考上好大学作为一个问题，而大学时段是人类教育最根本的时段，这个时段往往被我们忽略了。那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赵勇教授，您对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都比较有研究，您觉得中国高等教育这块应该如何走？如何改？谢谢。
赵勇：
我是四川外语学院毕业的，实际上我还经历了完整的中国高等教育，读了两年的三年制专科升本科，本科是完整的四年，比较了解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在教育范式上是一致的，都是培养就业型人才。但是有一个差别，美国高等教育更多注重学生的自主性，学生做选择，一旦选择了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在美国的时候，有人问我们怎么管学生，我说不管学生，让学生自己生存，让学生们自己成长，那么它的弊端就像您所说的，进来之后他可能发现我太不适应这个地方，然后就退学了；或者我在学校没意思，玩得不好，然后就退学了，所以美国大学毕业率相对低。但是美国大学有一定的好处，很多家长认为上大学本来就是发现自己兴趣和强项的地方，你读了一两年要转一个专业可以，这是发现你自己人生的地方。还有很多人读了一年大学不读了，休学一年出去看看，大家对上学的看法不一样。但是对于完成学业，并提高学生的毕业率，美国也很重视。中国毕业率达到90%多，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有好事也有坏事。美国学校的好处就是学生自己这么锻炼出来，形成的自立精神和人打交道的能力都不低。但传统的还是我刚才说的都是同一的范式，美国也可以自己构造专业，学生自己还可以从不同的学校修课，越来越按照学生的需求服务了。
观察团成员刘可钦向赵勇教授提问
刘可钦（中关村第三小学校长）：
您刚才谈到，以作品为导向的教育就是基于项目的学习，我们学校和一些学校都在做这个，我们也想让学生围绕做一件真实的作品、学习有关的基础知识以获得核心素养。我想问的是，当学生做这种项目时，我们对学生的评价应该关注哪几个方面？您有什么另外的角度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赵勇：
谢谢刘老师，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评价。一是这个作品是否有真实的目的，这个真实目的要么对个人特别有意义，要么对别人特别有价值。比如很多学生以项目为基础做的东西基本上是老师认为有价值大家就做了，实际上没多少价值。我举个例子，比如你们学校都是小学生，海外很多人也想学汉语，而现在汉语教材虽然努力了但仍很糟糕，为什么你们的语文课不能让学生给海外学生编多媒体汉语教材或者就办一个汉语班辅导别人？这就是真实的，解决了别人真正的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你们能否办一个刚才说的网校，把我们中国的文化传递出去？我们经常讲，学生是可以干这个事情的。我当时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时候就想，这里的旅游很发达，为什么不能建一个学生旅游局，负责网站的每天更新？他们的角度可能更不一样，我们会看到很多真实的作品出来。
第二是是否经过多次修正和修改，培养了学生的成长性心态。刚才你提到斯坦福教授，他们提出了成长性心态。就是让每一个学生觉得不是我聪明，而是我经过努力达到这一点，每一个作品要经过多次修改和修正，不经过努力你的创造性就达不到有价值的程度。
第三是否发挥自己的长处和强项，是否反映了学校、社区乃至家长的强项。我做的产品为什么比别人好？如果和别人一样那就没意义了。北京师范大学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这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独特性，作品里面要反映你的独特性。
刘可钦（中关村第三小学校长）：
在小学阶段，我们也是在提供这种真实性的学习，让孩子们不仅仅局限于书本以及课堂。您刚才提了课程跟着学生走，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也可以发布一些任务让我们的小学生领走。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当你做这种真实性学习的时候，老师之间跨学科的交往就突破了传统教育下数学老师坐在一起、语文老师坐在一起的局限，这也给学校管理带来较大的挑战，我想听一下您的思路。因为您说了创新教育的环境是需要培育的，我们学校也是在培育这个环境，想听一下您的建议。
赵勇教授在思客讲堂演讲现场
赵勇：
我知道中关村三小在创新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这是彻底颠覆的改变。在这个新的范式下，45分钟课堂、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分课程这些都不存在了。我刚去墨尔本的一个学校做过报告。这个学校在五年前是比较差的，导致一些孩子去了别的学校。但那个学校后来做了几件事情，一是追求学生的兴趣，校方和每个孩子谈话。其中一个孩子有一点口吃，家庭条件也不好，他说他想玩动物。校长就建了很多设施，还养蛇，他自己掌握了很多的知识。学校当时没管他，就让这个孩子玩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从做动物园主管开始，后来教生物学课程了。
学校还有一个大概14岁的孩子说他就想卖咖啡，学校就花钱买了一台咖啡机，那个孩子就办了咖啡厅当总管，后来他对数学和其他学科也感兴趣了。类似的例子这个学校还有很多。
学校开课，学生可以来或不来，来了可以睡觉或者听课。我听过他们的生物课，每个桌子上有一个牌子，写明你已经学到哪一课。每个学期，学生、家长、老师共同讨论孩子的兴趣在哪里，强项在哪里，可以为他们兴趣和强项的发挥做什么事情。后来，这个学校的成绩非常好，传统考试成绩也很好。这个校长违了很多规，比如很多课程不该开也开了，学生自己可以开课，学生付钱让别人开这个课，但是，这个学校反而成了那里的典范。
思客：
现场有观众说，我是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差的人，如果我年龄比较小的时候我选择更多的是玩、放松，这样我是否会在适龄阶段脱离了应该接受的教育呢？
赵勇：
那当然，什么是该你得的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当你不感兴趣的时候，每个人自我约束力可能都很差，如果当你追求感兴趣事情的时候自我约束力可能就很强了。所以每一个人只有当有了选择的时候才会负这个责任，当你剥夺了孩子选择权的时候可以不负责任。这就是打工心态，老板叫我这么做了就做了，不管后果好坏。当孩子自己做决策的时候慢慢会想到这个决策对我一生的影响才会真正负责任。但这个教育是长期的，教学是短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该你的，上帝没有规划你就该得到这个。
思客：
比如该考的分数，有一课该我学的可能成绩更好一点。
赵勇：
中国文字很强大，有取必须得有舍，很多事情不能二者兼得，这就是鱼与熊掌，当然我肯定会选熊掌。
思客：
孩子们都会选熊掌吗？
赵勇：
不一定，有人选鱼的。
思客：
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留学生是在澳大利亚留学，包括很多上中学的还有上大学的孩子，我们想知道他们在外面怎么样，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评价，或者对即将去澳大利亚的学生有什么样的建议？
Peter Dawkins教授在思客讲堂演讲现场
Peter Dawkins：
首先，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表现都非常优秀，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并不是只有澳大利亚大学会出现，在其他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也有同样的问题，在大学里面以问询为基础，中国学生在进到澳大利亚课堂的时候，在这方面就会有一些困难。
王进杰（教育学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博士项目主管）：
赵教授您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王进杰。刚才您在演讲中提到，在创新创业中，我们需要注意三个关键词：what教什么,how怎么教,和where教学环境。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怎么给孩子包括成人学生创造一个国际化的校园环境？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国外，就能激发孩子的创造力，让孩子产生创造灵感，培养他们在创新方面的能力，所以中国普遍出现了留学生低龄化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您是怎么看待的？
赵勇：
你的问题十分具有普遍性，最主要是学生和家长自己出了问题。例如，出了国的孩子并没有充分利用好的教育环境，中国孩子出国以后还是跟中国孩子在一起，他们相互之间会传作业。美国学校最头疼的就是，某一个国家的孩子达到一定数量之后会形成一个社区，基本上不跟当地人打交道的。当然，这不是中国学生独有的现象，美国的种族分离相对严重，白人的孩子在一起，黑人的孩子在一起。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孩子在一起并不会形成国际化，因此教育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教育不是教学，美国学校招生看的指标很多，力图构造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学生群体，故意设计一个很复杂的环境。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是什么时候出国，而是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具备接受多元化、多资源教育的能力，花很多钱读一个传统的学校，是没必要的。能不能充分利用给你的机会，这是一个问题。
翻译项婉愉为Peter Dawkins现场翻译
思客：
现在有一种误区，我们的孩子上很多课外班，写很多的作业，每天都很累。而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孩子，他们每天就很快乐，快乐就是玩儿，不用上各种各样的课外班，是不是这样的？
赵勇：
玩儿好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华尔街日报》上登了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妈妈让孩子弹了四个小时的钢琴，钢琴不练好不让出去玩儿。《纽约时报》的评论员说，这个虎妈特别没有勇气，胆量太小，不敢让孩子和同学一起玩儿，以致于她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之间很难相互达成协议，不会交谈和妥协。弹钢琴就是辛苦的活儿而已，但孩子却失去了创造力。更主要的是，美国的孩子要出去一起玩儿，例如到别人家去留宿或出去野营，他们讨论的问题非常复杂。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孩子就学会了社交能力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我们的孩子不懂得责任，不懂得妥协，而快乐是自我的追求，当你做了自我追求的事情，痛苦也是快乐。美国孩子的很多课外活动都是自己选择的，自己去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做的时候就会很投入，所以这就不仅是好玩的事情。人类的发展就是让孩子快乐一点，为什么要做那么多让孩子痛苦的事情呢？快乐本身也应该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如果一个社会上的老百姓都不快乐，那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意义。当我们孩子学了20年之后，一个个都变得苦大仇深，这实际上是对教育的反叛，需要我们反思。
赵勇教授接受新华网副总编辑申江婴赠送的漫画
申江婴（新华网副总编辑、移动事业部总经理）：
我替新华网在线教育团队提一个问题。在线教育有一个终身学习的问题，发展也非常红火，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赵勇：
我觉得在线教育应该叫在线教学。大概十年前，我的一个团队对八千多个70年代以来所谓的远程、在线教育案例做了分析，美国传统观点认为在线教育是远程教育，在线与面对面没有差别，当时的说法是没有显著差异现象。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教育评估的标准、目标都是以掌握知识为基础，所以从教育传输上来说没有差别。还有很多好的在线、远程、面对面教育，其实内部的差异在于方式的差异。
我现在很关注的问题是，人作为教育的过程是很漫长的，刚才我提到情感的发展、情绪的发展、心理的发展、社交能力的发展，你必须要与人面对面打交道，尤其是幼儿发展期。但是在线教育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传递知识、掌握技能，我希望在线今后起什么作用？中小学也好、大学也好，面对面的教育更关注心灵的发展，也就是刚才说的软技能的形成，硬知识可以让别人教。一所大学、一所学校，包括中关村小学也应该成为一个学习机会的博物馆，教师必须改变技能，我们不要与百度、谷歌和新华网竞争，当然新华网在线教育以后可以提供很多好的资料。在线教学培养知识的成本很低，但不可取代面对面教育，这就要求面对面教学的教师必须转换职能，正因为在线教育的可能性，教育的个性化才能得以实现。
思客：
上期我们也有观众问过王健林先生关于互联网思维的问题，他认为互联网就是一个工具，没有互联网思维。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赵勇：
这个问题我没思考过。其实任何一项技术肯定会影响到思维方式，可能还不存在互联网思维，全球化思维可以有。人的大脑是不同的神经元连接在一起的，互联网更多的是模仿人脑，每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肯定要发生变化。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以前我刚读大学时，从老家的村子到重庆得走一天还不一定能到，因为要先走五里泥泞的小路，坐班车到县城，然后再坐火车到重庆沙坪坝，最后坐汽车，这个过程让人感觉我们村和重庆之间的距离特别遥远。现在路修好了，两个小时能到我们老家，一下子改变了你的生活方式。距离可以决定的是思维问题，你可以感觉到我的生存空间不仅局限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和重庆打交道，可以和更多的地方打交道。我没有研究互联网思维，如果有的话，我希望看看是什么样子，以后可以看看新华网思维是什么样子。
现场提问：
赵教授您好，我非常珍惜和您对话的机会，也很荣幸成为第一位提问者。我的名字叫黄虑，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现在是一名全职创业者。我有一个观察：从创业到现在为止，我参加过很多孵化器创业者、海归创业者交流会和一些线下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海归创业者身上有一些不谦逊的特质，而且他们的创业项目往往不接地气。所以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从创新创业教育的角度，赵教授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第二个问题是，我有一个海归朋友也是全职创业者，但是他这个人特别老实，特别守规矩。在创业过程中，他的很多竞争对手使用了一些本土化的“智慧”，导致他现在面临很多问题。因此，他一直在想是否要尝试使用一下本土化的“智慧”来改变他现在的情况。那么从您研究的角度，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赵勇：
谢谢你，首先我要声明一点，我们在经济学上对创业和创业者的研究是很新兴的，我们对创业者本身的研究还不够，包括创业者的心理过程、家庭背景。很多人都在争论，真正创业的人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比如有人提出，一个人能否创业，80%可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有些人并不认同这个观点。第二，创业不一定成功，创业可能会经历很多次失败，所以韧性非常重要，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相反，心灵脆弱的人绝对干不了创业的事情。第三，创业者本身往往享受创业的过程，而不一定享受创业的结果。我们要对海归创业加以肯定，如果你的创意不被别人接受，如果你不能理解别人的需求，那么你的创意可能就是空想，是没有价值的。但如果你的创意真正很伟大，那么它可以不接地气，但是它必须能够引领人类的潜在需求，比如iPhone的概念就引领人类价值观的改变。
对于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你所说的本地化就是请客、吃饭、送点礼品。这个问题涉及了我们要不要入乡随俗，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改变不了现状，那么我们就要顺应现状。改变不了就顺应，尽量不要尝试将所有的事情都改变，因为这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是，什么时候妥协，什么时候不妥协，这就涉及到了价值观判断的问题。
思客讲堂现场座无虚席
现场提问：
我和你是同行,也是美国回来，今天你的演讲让我受益匪浅。在美国近些年教育标准化的发展过程中你是一种“反潮流”，在中美两国来看你都是站在很高的高度。我的问题是，现在中国提倡创新创业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师资如何去引导或者改变范式？
赵勇：
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很有道理，其实我讲的这个教育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你的问题很有意义，就是在传统之下怎么自我改造的问题。这就需要一部分人慢慢地修正，其实这个改造是可能的。比如需要像中关村三小还有其他的学校，总得有几个人实验和冒险，特别是中国以前都搞计划经济，所以深圳经济特区就是实验，还有像钟校长讲的上海和杭州的高考改革，有些人走得远一点，有些人走得近一点，小部分去引导，但是小部分去参与的人就要冒险。往往开始尝试的人不一定有好结果，但毕竟需要有人冒险。
现场提问：
我大学毕业后当了很多年老师。现在出来创业，我想问一下赵教授，像我这种三十多岁的人如何系统地学习创业知识。第二个问题是从整个社会的层面应该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赵勇：
我觉得你做这个事情的勇气很大，我们教师队伍牺牲了一位非常好的教师。牺牲掉一位有创业精神的教师，但是可能成就了一位创业者。首先，没有系统的创业知识和技能，现在很多商学院讲MBA，很多时候MBA出来把这个企业搞垮了。因为MBA学的都是过去成功的案例，不一定能取得未来的成功。你知道美国在FaceBook以前有一个网站叫My Space，同样都是网上的社交群体，后者很快死掉了，因为雇了专业的MBA来管，而FaceBook就不让人管，自己跟随市场走。所以，你一定要创新，机遇式创业，而不要被动创业。机遇式创业就是通过创新带来社会的发展，你一定要想到给别人带来什么价值，当然也要看自己的回报，创新要不断理解受众心理和受众价值的变化和需求，而且你要享受那个不断更新和改正的过程，不断改正的过程也是不断提高的过程。另外我们也需要更多这样的故事，希望你能把这个过程分享给大家。
现在我们这些搞创业教育研究的人在寻找这种案例，我现在寻求更多青年人创业的案例，三十岁根本不算什么，还可以失败几年，到五十岁再失败也挺好的。创业者叫循环性失败，我见到很多连续式的创业者，就是不断地创业、不断尝试做不同的东西。
观众请赵勇教授签名
思客：
最后我想问问赵教授，《从0到1》的作者面试时会问一个问题：您所认为的重要的真理有多少被少数人所认同？我们想转换一下，您所倡导的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在国际上的认同度怎么样？推进的程度怎么样？
赵勇：
这个过程是慢慢来的。2012年我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有一小部分人在追踪这本书，现在这本书已经有好几个语言版本了，中文版、阿拉伯语、荷兰语、包括英文版。这几年我去做报告的地方越来越多，我觉得学校、政府机构、科研机构团体等，接受这方面理念的人越来越多，但最欣慰的是很多公益基金会找到我，希望通过我的帮助建立一个全球创新教育联盟，让有兴趣转型的学校加入我们，我们正在构建这么一个想法。现在有不少学校希望我把创新教育的概念办一个专业，这个班不是为了培养创业精神而是教育理念的彻底开放。我在新西兰等很多媒体上都做过这方面的报告，接受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国家新的课标，虽然没有彻底转型，但是也把创新创业作为今后学生培养的目标。
思客：
这本书的名字叫《就业？创业？从美国教改的迷失看世界教育的趋势》，是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赵勇：
有英文原版的，可以在亚马逊网站上买到。
思客：
对您刚才讲的，我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像富兰克林说的：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是不知不觉者，他们害怕改变、不希望改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着改变；第二种是后知后觉者，他们支持改变，也知道必须要改变，他们乐观其成；第三种人是知觉而动，创造改变。希望今天通过我们这样一场思客讲堂、思客会，会有更多人知觉而动，让教育不仅是装满篮子，而是点亮孩子的那盏灯。再次感谢赵教授和现场观众，我们下期思课讲堂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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